6月20日晚，《天堂电影院》在上海影城SHO放映结束，现场响起掌声，工作人员迅速搭建电影大师班的舞台。影片导演、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大师班朱塞佩·托纳多雷走上台，全场欢呼，担任大师班主持的是他与上影节共同的老朋友马可·穆勒。

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，电影学堂首次向影迷售票开放，开票当日迅速售罄。一个半小时的分享中，托纳多雷将《天堂电影院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电影人生娓娓道来。这场总价200元的电影大师班物超所值，现场观众安静聆听，在交流中认真提出对影片的思考，这让托纳多雷感动：“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，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。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的故事写不完

《天堂电影院》里，多多因为对电影胶片产生兴趣，与电影放映员阿尔弗莱多成为好友，在天堂电影院开启了他的电影梦，最终成为一名电影导演。这个故事包含朱塞佩·托纳多雷自己的经历。他回忆，六七岁第一次进电影院，“灯光亮起后，看到银幕上的人物大特写，像一个巨人一样，那时候我就问自己，那些人从哪里进来，又从哪里消失的？”他从放映厅的小窗口里发现秘密所在。9岁的托纳多雷有了放映机，会给小伙伴放卡通等。14岁时他拿到了驾照，白天上学，放学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，一边放电影，一边观察胶片，了解和学习剪辑。

现场照片 钟菡 摄

21岁时，托纳多雷服完兵役，回到家乡小镇，发现从小看电影的唯一电影院关了。“我被叫去拆放映室，花了整整两天，感觉像是给心爱的放映机办了一场葬礼。当时我就想，应该拍一部关于电影院的电影。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剧本酝酿了十一年。“当时我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素材，但还没有完整的故事。后来我遇到《百年孤独》作者马尔克斯，他跟我说，当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故事框架，不要马上写，你越想，这个故事会越丰满。”在十一年里，托纳多雷一直在脑海中构思，真正提笔开始写，大概两个半月就完成了。

现场照片 钟菡 摄

影片中，放映员阿尔弗莱多的形象集合了许多人的影子，包括托纳多雷认识的第一个电影放映员。从他那里，托纳多雷学习了放映电影和摄影。电影中剪掉所有接吻镜头的神职人员也有原型，“我听好多放映员讲过这件事。”

托纳多雷是行业中的多面手，他自编自导，也是剪辑师、摄影师和电影放映员，“学会剪辑后，我尝试剪辑自己拍摄的东西，发现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重要。我想跟所有学电影的人说，不要止步于一样东西，应该多面学习，剪辑很重要。我在做《幽国车站》时，剪辑都是我自己做的。绝大多数电影我都不请专业剪辑，亲力亲为。”

他还是一个作家，将自己的许多作品改编成小说，但《天堂电影院》一直没有小说版。“我原本也想写成小说，也开始写了，但感觉这是个讲不完的故事。这部电影已经拍了近40年，现在还有这么多观众来看、来谈这部电影。如果写成小说，也一定是写不完的。”他对现场观众说。

拍观众看得懂的电影

如今，托纳多雷的办公室和家里还有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，时不时会放一下。他家里和工作室也有大屏幕，有时也会去影院看电影。此次担任金爵评委主席，他要在5天内看12部入围影片，“这又让我一下子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，那时我能一天看两部，现在也基本保证一周三部。”

谈到当下年轻人不愿进影院的现象，他觉得，这未必是电影界的危机。“现在看电影的方式多了，每天人们可以看到的电影数量也比以前大大增加，电影行业应该有信心、受鼓舞，多拍电影，让人们能够有更多在电影中享受生活的机会。”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，“多看电影，怎么看都可以，如果有可能，还是回到影院，在大银幕的观影感受是不一样的。”

相比《天堂电影院》，2009年上映的《巴阿里亚》更像是托纳多雷的自传体电影，讲述他出生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，还使用了当地方言，即便是意大利人都很难听懂。“用当地方言拍会更自然。”托纳多雷说，尽管制片人读到剧本时脸都白了，但他仍然尽量说服对方。影片最终上映时发行了两个版本，一个是纯方言版，一个是带方言口音的配音版。他在《巴阿里亚》里投入了太多感情，拍完后，他决定不再讲故乡西西里的故事，但那份情感依然难以割舍。后来，他的许多电影不在西西里发生，但是里面蕴藏着的西西里元素更多。

“我的电影总是讲述我人生的某个部分，都能勾起我人生某段经历的回顾。”托纳多雷说，尽管有些票房好，有些不好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部是他后悔去拍的。“我拍的电影不多，不求量，但每一部拍的都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故事。”

托纳多雷曾为北京奥运会拍过宣传片，台词都是中文，他根本听不懂，但并不为此困扰。“我语言能力并不是很强，不会说很多外语，但有一种语言是电影的语言，这是我永远听得懂的。”他把外语电影看作讲方言的电影，“我听不懂台词，但是听得懂电影语言，能判断演员情感表达得对不对。”

他说，“我是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，拍观众看得懂的电影，是我的原则，这样的电影才能成为经典。”在现场，观众用热烈的掌声——这种“听得懂”的语言告诉他这场大师班的精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