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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什么会这样?英语怎么说”追忆民进先贤严景为什么会这样?英语怎么说耀：以赤子之心照亮法治中国之路

　　杭州7月5日电 题：追忆民进先贤严景耀：以赤子之心照亮法治中国之路

　　作者 林波

　　1927年的京师第一监狱，一个22岁的燕京大学青年学生，毅然走进高墙。他并非身陷囹圄，而是以赤诚之心叩问犯罪真相。

　　严景耀，这位从浙江宁波余姚走出的民进先贤，与犯人同食宿、共劳作，以科学精神拓荒中国犯罪学研究，用一生践行“景行行止，耀炳汗青”的信念。

　　2025年，适逢严景耀诞辰120周年。近日，作者走进严景耀祖居地——余姚姆湖村，了解这位民进先贤将毕生献给中国犯罪学拓荒、民主法治建设的故事。

7月3日，游客参观严景耀雷洁琼历史资料陈列馆。　林波 摄

　　青衿之志：从余姚寒门到燕京学子

　　1905年，严景耀出生。在余姚的乡间，油灯下的私塾苦读，映照着少年对光明的渴求。

　　1924年，他考入燕京大学，这所司徒雷登掌舵、名师荟萃的新兴学府，为他开启了新世界。

　　在时任司法部监狱司司长王文豹等师长的引导下，严景耀将目光投向了尚处荒芜的中国犯罪学领域。

　　此时的他虽对研究犯罪学有浓厚兴趣，但相关资料的匮乏却让他十分苦恼。

　　他说：“要和民众接近，为他们服务，先要有相互的了解，我们要了解他们，非‘到民间去’不可；要医中国犯罪的病象和改良监狱的生活，先要明白目前实情；要调查实情，非‘到监狱去’不可。”

　　1927年，严景耀与犯人同食宿、共劳作三个多月，他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《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》，迈出了本土犯罪学研究的第一步。

　　1928年和1930年，已任研究生兼助教的他，又带领学生跨越12省20余城，开展大规模监狱调查，积累下奠定其学术基石的珍贵实证。

　　1929年9月，严景耀的调查成果《中国监狱问题》发表在《社会学界》年刊上，他更是在业内声名鹊起，被聘为“豪威特英格兰刑法改革同盟”中国记者。

近日，展出的严景耀燕京大学报名书。　林波 摄

　　星火燎原：创建中国自己的犯罪学科

　　彼时，中国的犯罪学还是一片荒漠，没有本土化的学术成果。

　　严景耀说：“我承王教授文豹指导，研究犯罪学与监狱学，除了王元增先生著的一本《监狱学》以外，其余的书籍都是舶来品，讲犯罪的现象是欧美的犯罪现象，谈犯罪的原因，是欧美人犯罪的原因，讨论救济与预防的方法，也是为欧美各国社会病所开的药方，绝对谈不到中国的问题。”

　　他立志结合本国实际，建立中国的犯罪学科。

　　1931年秋，严景耀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，进修犯罪学与监狱学。1934年6月，他以博士论文《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》通过答辩，获得博士学位。

　　这篇论文也对中国犯罪学研究进行了拓荒。

　　他将当时的中国犯罪问题归结为三个原因：社会变迁引起新旧法律观点及道德观点的矛盾；犯法成为谋生求存的唯一出路；社会制约失效和社会解体。

　　据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：“严老的研究极具前瞻性，突破了当时主流将犯罪简单归咎于个体缺陷、为旧统治开脱的窠臼。”

　　1935年，正值而立之年的严景耀回到了母校执教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他最重要的人生伴侣——雷洁琼。

　　1936年，随着战争形势变化，参与抗日救亡宣传的严景耀被迫离开，来到上海担任提篮桥监狱助理典狱长。

　　监狱以外，他更为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。譬如在社会科学讲习所中，作为主要授课者的严景耀讲授的是社会运动史，包含大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内容，为壮大青年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疾呼民主：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

　　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有识之士担忧国家命运，疾呼反对内战，要求民主和平。严景耀、雷洁琼投身其中，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，历经“下关事件”、燕京统战、西柏坡行、见证盛典等光辉岁月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，杰出的多党合作事业开创者和建设者。

　　1945年12月30日，马叙伦、王绍鏊、林汉达、周建人、雷洁琼、徐伯昕、赵朴初、严景耀等2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，公开亮出反内战、争和平、促民主的政治主张。

　　在民进创建初期，严景耀主要负责财务和经济工作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他还是《民主》杂志的重要撰稿者。在严景耀雷洁琼历史资料陈列馆的《民主》墙上，作者看到了他发布的12篇文章，其中有9篇是关于民主的一系列阐释，包括民主与教育、民主与自由、民主与法制等。

　　1947年3月17日，严景耀受邀重返阔别10年有余的燕京大学。

　　当年3月29日《燕大双周刊》第35期第一版刊发消息《严景耀先生已抵校授课》：“严景耀先生已于三月十七日自沪乘轮抵校……今年重返母校，与夫人雷洁琼女士同在社会系授课。本学期严先生所授课程为‘社会变迁’及‘社会学概论’。”

　　1952年的教育院系大调整中，严景耀、雷洁琼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，这也奠定了现今中国政法大学的发展基石。他与雷洁琼一起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，也为法治建设贡献良多。

　　严景耀曾提出要“以公众利益为前提，忘却小我”，雷洁琼也在《我的幸福观》中表示——“不断地追求，不断地奉献，从而得到满足和快乐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”。

　　这朴素而崇高的价值观，如今已成为民进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。

　　斯人已逝，风骨长存。2025年适逢严景耀、雷洁琼伉俪诞辰120周年，追忆，更是致敬。(完)